作者：朱利峰博士，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基金项目：北京文化艺术基金项目“长城文化带非遗进乡村人才培养”；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科研课题“手工艺体验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一  引言

长城是我国重要的地理和文化标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北京域内长城全长573公里，最早始建于北齐，大规模修建于明代，自东向西涉及北京北部的平谷、密云、怀柔、延庆、昌平、门头沟6个区。在北京乡村所涉及的范围内，北部长城文化带沿线的乡村拥有着绝大部分的京郊山区资源，这些资源除自然生态之外，还有以非遗和传统村落、文物古迹等为代表的人文生态，共同构成了长城文化带乡村生态的整体风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同时强调要“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加强各民族优秀传统手工艺保护和传承”[①]。《北京市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加强“三条文化带”的传承保护利用，其中特别强调要“守护传承好长城文化精神”[②]。可见“长城文化”之于北京乃至全国的重要性。为此，《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强调要通过“夯实非遗保护传承基础、推进非遗活态传承、促进非遗展示传播，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建设好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发挥好长城文化带联结古今文化、优化城市功能布局、促进沿线区域发展的作用，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③]然而，规划意见对于如何构建融历史人文、生态风景与现代设施的城市文脉与乡村文化生态，并没有提出具体措施。经过“十三五”以来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十四五”时期，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由过去的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实现全面脱贫等工作目标转向“共同富裕”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用好长城文化带沿线所拥有的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以非遗为抓手撬动乡村旅游的产业发展，是北京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举措。

二  长城文化带北京段非遗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一）长城文化带（北京段）乡村非遗基本情况

十三五时期，北京市提出计划利用5-10年的时间使长城沿线成为当今北京北部的历史文化体验带和生态环境保护带。长城文化带的乡村中，蕴含着中国北方千百年来所孕育的乡土智慧和丰富的民俗文化。在2006-2021年所公布的共五批市级非遗项目中，长城文化带北京段有49项（见表1），占据了所有涉农郊区非遗总量的64%[④]，这一数据尚未将数量更大的区级非遗计算在内。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阶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的非遗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突出要素。广泛存在于乡村中的民间文学、表演艺术、传统工艺技术、传统农业生产知识、民俗、传统医药等非遗项目，是村落文化振兴和旅游开发的重要资源，在提供就业机会、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非遗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也在服务国家战略的过程中体现出重要的社会作用和文化价值。

表1  长城文化带（北京段）市级非遗项目（依据北京市人民政府文件统计）

（二）长城文化带（北京段）乡村非遗存在的问题

1、项目分布不均，资源挖掘不充分

从数量上看，长城文化带（北京段）乡村非遗各区项目数量差别大，有的区申报积极，数量多，有的区申报滞后，数量少。如达到两位数的有门头沟区15项，怀柔区10项，其余4个区都是个位数，最少的延庆区只有4项（见图1）。如此悬殊的数量对比，表现出有些区对各自的非遗资源挖掘不够充分，项目申报的积极性不高。

图1  长城文化带（北京段）各区非遗项目数量对比图

从类别上看，传统舞蹈类项目最多，涉及面最大，共有11个项目，也是唯一覆盖全部长城文化带北京段6个区的一类；传统技艺类数量也有11项，除平谷区之外覆盖其他5个区；民俗类共8项涉及4个区；民间文学、传统医药类项目各4项分别涉及3个区；传统戏剧类4项均在门头沟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共3项分布在密云和怀柔两区；传统音乐、曲艺类各2项分各自涉及2个区；传统美术类项目空缺（见表2）。从列表中的类别、项目数量、分布区、申报成功批次的综合数据可以看出，各区对项目类别的挖掘与市级项目的培育还远远不够。

表2  长城文化带（北京段）非遗项目类别统计

2、保护传承状况不容乐观，部分项目流失

近年来，长城文化带北京段各区文化和旅游局普遍开始重视非遗项目的保护工作，但受到生活方式改变、活动场地难以满足需求、经费不足、山区交通不畅、产业疏解、传承人老龄化等现实条件的制约，很多优秀的非遗项目面临保护困难、传承人后继乏人等问题。如昌平区的传统技艺类项目王麻子剪刀锻制技艺，于2008年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是商务部公布的首批中华老字号企业。然而在经历了2003年破产、2020年被金辉刀剪收购的曲折变化之后，这个号称“北有王麻子，南有张小泉”，曾经令北方人引以为豪的品牌迁移到了广东，从此彻底流失。而更多的传统戏剧、曲艺、传统音乐、传统舞蹈等项目，传承人多为中老年人，所能表演的曲目随着年龄增大也在逐渐减少，年轻人大多忙于生计而不愿再传承。门头沟区的柏峪燕歌戏原本有上百个剧目，村里也投资建设了规格较高的室内剧场和排练厅，但是由于传承人后继乏人，老年传承人生病等原因，目前已经很难组织较大规模的演出，完整剧目也仅剩15个，能够进行正式表演的剧目更是少之又少，面临传承危机。

3、创新不足，没有在乡村产业生态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凡是能够流传至今的非遗项目，普遍来源于传统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实践，并一直保持与时俱进的优良作风。但是在当前文化创意产业剧烈变革的大趋势下，许多郊区的非遗项目由于保护和传承乏力，与外界的交流交往动力不足，传承人和相关村民难以获得较为前沿的行业资讯，从而导致缺乏快速更新、适应新消费场景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在飞速发展的农业生产现代化、加工制造智能化、乡村旅游多元化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生态中，在北京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战略中，长城文化带北京段的乡村非遗显得严重滞后，没有发挥出积极的文化引领作用。

4、与乡村旅游融合不充分

当下的乡村旅游热潮中，非遗已经成为全国各地凸显地方文化多样性的首要资源。作为一种新的大众休闲生活方式，乡村旅游在长城文化遗产地观光游览之外，为非遗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实践和应用场景，在更为广阔的生产、生活空间中能够激发非遗的生机和活力。非遗是乡村重要的文化、经济资源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载体，是高质量精神营养的突出代表，能够有效丰富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非遗与长城文化带旅游业的融合发展，可以实现两个产业的相互渗透和彼此成就^[⑤]。推动非遗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的重要途径^[⑥]，不仅丰富乡村旅游的文化内容，同时也成为乡村旅游能人新的就业方向。然而长城文化带北京段各区由于缺乏有效手段将非遗与乡村旅游进行融合，非遗从业者难以从旅游消费中获得较为理想的收益，实现自我造血。因此，非遗项目和非遗传承人在乡村旅游产业中的参与度不高，导致非遗与乡村旅游的融合不够充分。

三  长城文化带非遗与乡村融合发展的策略建议

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农民掌握着全社会最为全面的生产劳动技能，以手工艺、民俗、民间说唱、表演艺术为代表的丰富多彩的民间非遗技艺是乡土社会最为常见的民间艺术形式。这些技艺不仅是从业者的生计方式，更能够从底层构建起良好的文化生态。这关系到中华文脉的传承，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提升人民的文化素养，保障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运用好乡村的非遗资源，是促进乡风文明、社会和谐、生活富裕的重要措施[⑦]。通过将民间非遗以创新姿态介入当下的乡村文化和经济、社会的治理，是具有生态、环保属性的有效手段，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这五大乡村振兴的着力点上，能够起到较为显著的贯通作用。以非遗为切入点的乡村文化生态建设，对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具有四两拨千斤的独特优势。2023年2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的《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通知》提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积极适应当代旅游需求和旅游所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不断提高传承发展利用水平，持续为旅游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该通知明确了加强项目梳理、突出门类特点、融入旅游空间、丰富旅游产品、设立体验基地、保护文化生态、培育特色线路、开展双向培训八个重点任务[⑧]。这些重点任务无疑为非遗赋能乡村旅游指明了具体的方向。但对于长城文化带的乡村振兴而言，乡村旅游只是乡村经济发展的一个角度，非遗对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远不止此。为了全面修复长城文化带乡村的文化生态，助力乡村的文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北京市还应该在以下方面重点开展工作，从而强化以非遗为抓手赋能乡村振兴的实效。

（一）充分挖掘长城沿线乡村非遗资源，加强非遗及其文化生态的系统性保护与研究

非遗系统性保护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系统为根据，以对系统构成要素、结构、功能等的优化为路径，以自身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社会实践，是新时代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体现[⑨]。乡村是非遗可持续发展最广阔的空间载体，长城沿线各区应对域内非遗资源进行全面、系统的挖掘整理，科学记录，形成完整的非遗档案库。从维护乡村文化多样性、促进城乡文化平等和代际公平的角度开展非遗系统性保护实践，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更好地保护乡村非遗赖以存续的文化生态。乡村文化生态的修复，有助于加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强化农村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有助于加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整体保护。非遗中所倡导的诸多生态原则和科学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还有助于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从而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以非遗活态传承、价值共创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增强乡村旅游吸引力

新时期的乡村发展已经不仅仅是农村和农民自己的事情，还包括官员、投资企业、创业者、乡村游客、新农人、消费者、学者、设计师、公益组织等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将这些多元化的人员纳入乡村发展主体，对于当下乃至未来的乡村振兴至关重要。乡村非遗不仅要通过代际之间的知识传递实现活态传承，更要联合诸多外部资源实现价值共创。各地应以自身非遗资源为基础，借助政策支持、参与平台，整合内外部资源，形成乡村文化发展共识，提出价值主张；进一步通过非遗传承人、能工巧匠、旅游能人的技术涉入，营造共创氛围，共创资源平衡、利益共享的运作机制，驱动共同目标的实现。凝练出社会价值共识、文化价值创造、社会价值输出的可持续发展路径[⑩]。唯有多元主体以主人翁姿态对乡村建设的共同参与，积极发展以非遗为主题的体验工坊、精品民宿、乡村旅游和乡村服务业，推动现代服务业同非遗深度融合，把非遗产业链延伸环节更多留在乡村，把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才能充分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而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型代表的非遗资源，经过多元主体的价值共创与活态化呈现，恰恰也是乡村旅游吸引力的显性表征。

（三）联合社会各方力量，培育乡村非遗全面发展的专业人才

非遗在我国乡村文化发展中承担了重要的职责，但是，非遗与乡村结合并实现双向赋能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非遗项目管理混乱、市场竞争无序，传承人老龄化且后继乏力、主动性不足，复合型创新型非遗实战人才稀缺等[11]。如今，社会各界都已经充分认识到非遗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因素，然而名额有限的“代表性”传承人显然无法满足未来的乡村文化繁荣需求。对于上百万个有文化振兴需求的乡村，拥有87万项非遗资源的当代中国[12]，非遗的人才培养，必须破除只关注“代表性”传承人群体的传统观念，联合多元主体的社会力量，把非遗保护传承与创新转化作为全社会共同的文化使命，才是正确的选择。政府、学校、社会企业、公益组织、研究机构的多方参与和多元互动，能够为扩大非遗传承群体发挥巨大的作用。此外，除了青壮年传承群体的参与，乡村非遗传承的“一老一小”应该受到重视。老年人拥有最为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生产劳动技能，留守妇女也有更多的闲暇时间，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和医疗水平的提升，退休后仍然能够参与非遗活动的老年人尤其是女性群体，反而应被视为乡村非遗传承的生力军而不是负担。目前“非遗进校园”工作在全国各地已经广泛开展起来[13]，乡村留守儿童和学龄前儿童的传统文化教育特别是非遗教育，应该通过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加以重视。今天在小小的心灵里面种下一粒非遗的种子，必将在未来开出盛放的花朵。只有兼顾老、中、青、幼各个年龄层以及传承人、村民、爱好者、投资创业者、管理人员、设计师等具有包容性的人才培养机制，才能解决乡村非遗复合型创新型实战人才稀缺的现实问题，逐步培育出全方面发展的乡村非遗传承创新队伍，推动乡村振兴人才规模不断扩大、素质稳步提升、结构持续优化。

（四）增进省际非遗的交流交往交融，助力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放眼全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共计3610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有3057人。长城文化带所涉及的15个省市自治区，共有国家级非遗项目1412项，省级非遗项目超过6000项^[14]。而北京市330项市级非遗项目中，仅有76项登记在11个涉农京郊区域。全国如此丰富的非遗资源，如果择其优质项目加以利用，能够有效弥补北京市乡村非遗项目偏少的现状。《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中，第56条明确提出“本市鼓励其他地区代表性项目在本市传承、传播。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能够促进文化融合发展的其他地区省级以上代表性项目，可以按照规定享受本市代表性项目的相关优惠政策。”^[15]只用北京市原有文化资源激活乡村文化发展动能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北京老字号企业“王麻子剪刀”及其锻制技艺的流失映射出北京产业疏解大背景之下乡村文化生产领域惨痛的现实。“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北京市重要的城市发展战略方向，建议政府与民间资本将视野放诸全国，以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包容性气魄吸纳适宜北京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优质项目，则对于京郊“一村一品”的愿景是巧妙的助力。京郊乡村通过与其他省区市特色文化的交流交往交融建立友好关系，鼓励京郊农民主动走出北京，走进友好省区市学习新的非遗技艺，带回技能回乡创业，让自己掌握可以传家的本领；其他友好城市的优质非遗项目及其传承人受邀进入北京乡村开展非遗传承、展示演出、传播交流，充分利用北京的全国文化中心这一平台，形成各地在北京相对稳定的文化会客厅。双方在非遗层面的交流交往交融，可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还能进一步促进地方特色物产的宣传推广，产生更大的经济价值，成为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主动性因素，在文旅融合、产业融合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有助于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愿景的达成[16]。

（五）促进非遗与农业、科技、艺术等综合领域的交叉融合

非遗是一个宏观的知识体系，包含着民间文化、表演艺术，也有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传统农耕社会中由手工艺发展所带来的进步，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科技创新。以活态方式传承至今、持续造福人类的古人智慧、传统科技、本土知识要想获得良性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融入当代新发展理念，重视“非遗+农业”、“非遗+科技”[17]、“非遗+艺术”等交叉学科的多元融合。通过各交叉领域对非遗的融入，农业创新、科技创新和设计创新使原属文化领域的非遗具有了多元赋能的属性，能够使农、林、山、水、沙等生态资源得到更加深度的挖掘利用。用现代的创意和创造赋能乡村发展，带动乡村形成一批具有生态特色、产业特点和地方自然资源环境特征的新型文化产业，为消费者提供更具文化价值的产品和服务。形成乡村文化新景观和消费新场景，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推动乡村经济发展。

（未完，请见下篇）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2021年3月13日新华社发布。

[②] 《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2021年1月27日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发布。

[③]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2021年9月发布。

[④] 经统计北京市公布的五批市级非遗项目中，10个郊区的市级非遗项目共计76项，其中长城文化带6个区共计有49项。数据来源：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官方网站，http://whlyj.beijing.gov.cn。

[⑤] 田磊，张宗斌，孙凤芝：《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业融合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第123-128页。

[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2023年2月13日新华社发布。

[⑦] 李晓松：《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助力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2018年第5期，第91-92页。

[⑧] 2023年2月22日，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印发《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通知》。

[⑨] 宋俊华：《可持续发展理念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2023年第3期，第1-8页。

[⑩] 李江敏等：《乡村非遗旅游活态传承的价值共创机制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第82-90页。

[11] 马知遥，王乐颖：《“非遗”扶贫可持续生态系统的构建策略——以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为例》，《民族艺术研究》2022年第3期，第153-160页。

[12] 王腾飞：《查明非遗资源总量87万项 投入保护资金近18亿元》，《农民日报》2010年6月8日第4版。

[13] 早在2011年，教育部就在“教育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重点工作”中提出“做好申遗相关工作。指导和支持科研机构和高校建立世界遗产保护、非遗保护科研和培训中心。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工作。”

[14] 数据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https://www.ihchina.cn。数据来自国务院及国家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公开信息，数据统计截至2021年06月30日 。

[15] 2019年1月20日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自2019年6月1日起施行。

[16] 赵心宪：《交往：“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逻辑起点——兼及武陵地区民俗类国家级非遗交往功能问题》，《民族学刊》2021年第3期，第29-36+97页。

[17] 杨红：《“非遗+科技”探索传承与创造的有机结合》，《大数据时代》2022年第6期，第51-57页。